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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平:中國70年發展歷程:從比較優勢到要素質量升級

    來源:中經聯播   王海珠   時間:2019-07-05 18:04   瀏覽量:34254

    【中國經濟新聞聯播北京訊 記者王海珠】近日,第十三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高峰論壇(2019)暨中國城市生活質量指數發布會在北京舉行,主題為“中國70年發展歷程與大國發展模式”。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張平出席并發表了題目為《中國70年發展歷程:從比較優勢到要素質量升級》的演講。(以下為演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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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張平

    張平:非常感謝,我受大會委托,專門做一個主題發言,我想70年確實是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也是一個非常不容易概述的討論,我希望用五六張圖能夠簡單的把我們的改革和發展進行概述,也討論討論未來中國經濟如何轉型。

    我們第一張圖就可以看到,其實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確實工業從無到有,整個工業化進程從速度看一點也不慢,大家看它的增長速度6.4%,對比改革開放后的9.4%還有差距,但是從全球看也很高。但改革開放前遇到了三個問題,一是大起大落,第二是是有增長無發展,20年的工資凍結使得所有的老百姓無法分享到增長的成果,是大家勒著褲腰帶搞的工業化,而靠精神激勵的方法到了70年代末,已經無法維持,1976年經濟增長接近了崩潰的邊緣。所以,改革開放前通過計劃經濟的方式動員了全部的經濟剩余,靠前蘇聯技術援助和自力更生初步奠定了我國工業化基礎。但事實也證明,如果繼續封閉的計劃體制動員模式,這種忽略人民分享的模式或者無視個人利益激勵的方式是完全不可持續發展的。這是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根本共識,中國改革開放頭一條就是發揮人們的積極性,城市中的“物質激勵”,農村承包責任制從激勵開始,讓人民分享到增長,才能使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所以,后面40年的高速發展也是讓人們不斷分享到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利益,使得經濟發展和個人利益有了激勵相容性,這是中國取得成功的關鍵。

    從波動來看,我們能看到波動是非常劇烈的,在改革開放以前波動是非常大的,最弱的時候負27%,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增長的速度不但高,而且波動趨于平穩,這是我想給大家展現的一張圖。從70年的光景看,我們也不能否認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有識之士對整個工業化的探索,使得中國在一個落后土地上從無到有,然后經過演進,改革開放后吸收了前面的錯誤,批判了前面的錯誤,吸收了前面的經驗,推動了中國的持續發展。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張圖的概念。

    第二張圖我想給大家講講改革開放以后,也并不是說一馬平川,一改革中國就全成功了。大家可以看到,剛才我們看到的紅線,大的整個波動,一個是GDP的波動,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之前的大幅度波動是來自于經濟增長,由于凍結物價和凍結工資,物價波動只有一次大波動,其他相對不明顯。大家看改革開放以后,我們能看到的通貨膨脹,確實急劇發展,1985年通貨膨脹超過兩位數,1988年通貨膨脹再超兩位數,到了1994年我們通貨膨脹高達24%。所以,我想說的是改革開放以后,改革是不是什么問題都解決了呢?并不是。它必須是三位一體的,改革、開放和宏觀穩定三位一體。中國漸進式改革和開放在1994年,加上宏觀穩定,在這個關鍵歷史點高度結合了。

    大家知道鄧小平南巡以后,中國的改革熱情很高,但是熱情高的一個副作用就是微觀激活了,但是宏觀混亂了,混亂到1994年通貨膨脹高達24%,海南炒地問題,信托高負債問題都來了,走私成災,中國沒有因開放而得到貿易順差,但是1994年人民幣并軌改革,人民幣相對美元貶值。人民幣貶值后,1995年中國就結束了貿易逆差的歷史,中國從1995年以后到現在全是貿易順差,年年貿易順差,整個我們能看到的中國從1994年的改革,中國就從原來內部的工業化過程轉向了一個我們稱之為基于開放的工業化過程或者出口導向的工業化,這點非常重要。所以,開放才使經濟轉向了高速平穩的增長階段。所以,我要想講的出口開放非常重要。

    同時,開放中我還想講兩個最基準的概念,第一個叫宏觀定價,決定了中國的比較優勢,并不是像人們講的我們勞動力便宜所以我們就有比較優勢,沒有這么強大的宏觀定價一次性貶值,中國大家可以看1994年以前全是逆差,1995年以后全是順差。這一年是一個重要分水嶺。所以,宏觀定價是比較優勢的重要來源。

    我想講的第二個,基于出口導向建立了中國的基于出口導向的宏觀管理體制,使得我們看到的物價水平逐步平穩,經濟高速發展。我們所有的統計指標都可以把這點看得非常清晰。能夠看到,沒有一套宏觀穩定的策略是不可以的。我們給大家舉的東西很簡單,第一,我們整個貨幣供給是基于外匯占款的。我們的央行資產是以外匯占款為基準的。所以,我們的貨幣發行得到了有效的抑制,沒有亂發貨幣。中國發的這些基礎貨幣都是我們從海外一點一點辛苦掙來的外匯累積下來的。所以,我們的貨幣從基礎貨幣沒有超發問題。第二,我們能看到我們的稅收是基于工業部門增值稅的。所以,我們整個宏觀調控體制,產業政策完全是基于出口導向的產業政策。我們也看到非常強力的保護幼稚產業,提高國產化率,這都是非常重要的,現在討論的很多東西,提高國產化率,各個地區外資的三減兩免,減稅招商引資,這一套所謂的宏觀三駕馬車都是指向出口導向發展。所以,中國的開放,宏觀穩定和改革可以說缺一不可,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中最重要的成績,就是從過去的實體的波動,后來又轉到了物價波動,后來才轉到了高速增長和平穩的發展。這是我想講的第二個重要的邏輯。

    第三,中國現在又處于什么樣的階段。到2012年,中國工業化達到了頂峰,而且在全球的市場份額上也是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所以,2012年以后,中國工業化的比重開始逐步下降,進入到了我們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討論的“結構性減速”階段,就是工業化的比重開始從2013年低于了2012年,工業、制造業比重逐步下降,這一結構比例下降就帶動了經濟增長的減速,標志著以全球市場為規模的制造業的規模增長逐步結束。這個速度性下降是什么樣的呢?我們知道2013年中國經濟增長再也沒超過8%,到了2015年我們的經濟增長沒有超過7%,可以預計到2021年以后,我們的增長不會再高于6%的更多。我們慢慢的就向著結構性的減速方向轉變,直到完成了高質量轉型,才能進入新的可持續發展階段。

    這時候我們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一整套我們稱之為制度性變革和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改革,與此改革相匹配的是宏觀政策的一系列調整,以及我們作為大國崛起以后,放棄小國的出口導向模型。變成大國以后在國際上更廣泛的開放,這個開放是國際規則的接軌和參與。所以,我們在這里能看到2012年以后我們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進程慢慢開始變化了,這就是我們發展階段的轉化。

    到2019年,我們的城市化率突破60%。所以,中國已經成為以城市經濟為主導的體制,城市化率一個最重要的標志就是它會推動消費與服務的比重持續提高。這時候就需要我們現在知道的我們現在整個經濟轉型的三大要素開始發生變化。什么要素呢?第一,我們的服務業比重高于了制造業,服務業成為了一個主導,第二,我們的消費比重要超過投資對經濟的貢獻,這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第三,我們必須提高創新貢獻,對沖要素積累的貢獻下降。這三條都是現階段經濟階段轉換的一個根本。所以,這就是我們給大家描述的這三大動力轉換的一個特別特殊的地方。我們通過這三大轉換讓大家能夠深刻的理解這個階段轉化是什么樣的一個情況,我們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安排這種激勵,新的宏觀來平衡從工業化向城市化轉移的宏觀的一套體制和一套基于大國的規則性跟國際接軌的開放體制。所以,這些都是我們比較需要艱難探索的。

    城市化率突破60%。我們現在的挑戰是什么?比較優勢見頂,我們通過這么多年的出口導向發展,我們工業品出口占出口工業品品的15%多,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如果加上香港地區轉口貿易,我們基本上快達到20%,這已經創了人類歷史上最高的出口份額比。我們靠比較優勢,隨著我們人均GDP的高速增長,我們匯率的升值,還有我們各類城市化推動的房價上漲,我們的比較優勢成本逐步做不到了,我們現在需要的是要素質量的升級。

    什么叫要素質量升級?我們可以講所有工業化的一個特征,按照錢納里的結構主義發展理論看,工業化部門其效率遠高于傳統部門,國家通過干預手段集聚資源推動工業化,從而提高了國家的經濟效率,非平衡的資源積累模式是結構發展經濟的一個重要基準。所以,結構主義的發展經濟學中國家干預的作用非常大,我們還可以看看錢納里總結的結構主義發展的五大事實。

    中國的工業化在這趕超條件下經過兩次大發展都是做的非常好,但是這時候比較優勢逐步喪失,你要靠市場激勵進行內生發展,則需要提升要素質量和制度激勵架構。我們要把要素分成兩種要素,一種是我們知道的傳統的勞動力要素和資本要素,這兩種要素要升級。大家知道著名的人力資本理論就是講到勞動要素的升級,是如何發揮金融的效率,使它的配置效率升級。第二種是新要素,包括很多新經濟因素,信息、知識、網絡、制度規則,他們是一種非占有型的具有外溢功能的新要素,呈現出越使用越有價值,具有規模性遞增性特征,很多靠的是所謂的新基建,如中國搭建的5G等。我們在新的創新領域不但要有老的要素升級,還要加入一組新的制度,知識產權保護這種好制度,信息、網絡,靠規模遞增的一組新要素來使得生產函數能夠提升出一個新的檔次,內生驅動經濟。我們新要素供給是課題組這么多年來重要的討論。

    除了我們要討論老要素升級以外,更要討論新要素的組合者企業家在高質量轉變中的巨大意義。這里面關鍵就像熊彼特講的,說一千道一萬,推動創新的核心動力還是企業家,不尊重企業家的制度安排是不可能激勵一個創新的。新的創新包括質量轉型向高質量轉型的創新,不是靠國家干預出來的,而是靠企業家努力進行作為才能行的,企業才能組合出新的要素組合,才能發現未可見之需求,才能發現創新的潛質。只有這樣,你的整個創新問題才能從所謂的國家干預的宏觀問題變成企業基于微觀分布式創新,然后進行內生性增長。我們看發達國家的機制,會發現市場配置是依據效率來的,因此也沒有必要再做產業傾向性政策安排了,如加速服務業發展還是加速制造業發展,現在已經不是需要你加速的問題了,是依據需求-效率變化市場自動配置的問題,政府的結構主義干預失去了發展階段性的支撐,要積極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而不是生產性政府了。誰的效率更好,誰的創新性更強,要素自然按市場就會配給他,企業家就會蜂擁而至到這個行業。所以,我們現在要改變政府作為要素積累者和干預者的角色,讓位于企業家進行新要素的投資組合,從而使我們這一套發展進行積極的轉型。所以,這些都是我們想講的一系列關于中國高質量轉型的關鍵。

    錢納里的結構發展理論做得很好,落后國家里因為有這么多結構機會,政府正好進行資源配置。所以,政府干預有它的歷史貢獻。但是到創新的階段,干預變成了很多桎梏。平臺經濟有企業性的提供平臺,有的是百年商會提供的各類組織平臺,政府提供平臺應該有什么效果,都是值得評估的,也是我們現在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不是討論別的問題,而是討論新的中國轉型中的發展機制問題。

    中國面臨的兩大挑戰,我們所有積累型要素都在持續下降,我們創新不但沒有提高,而且貢獻仍然在下降。第二,中國效率下降以后,不得不穩經濟增長,大幅度的拉高杠桿率維持增長,紅線是勞動效率下降。藍線是M2占GDP比,不斷拉高經濟杠桿來維持經濟增長。所以,中國一方面在累積金融債務,另一方面那邊創新不斷下降。所以,中國的創新確實要從政府干預的思維模式轉向如何積極激勵微觀,中國這次減稅降費是提供了一次比較好的實驗,但是中國這次減的是增值稅,并沒有在所得稅上進行減稅。所以,中國這方面我們也要看到轉型是非常不易的。

    中國高質量的轉型,要素供給變革,這包含了不確定和不連續性。這一點也是非常痛苦的。原來我們政府說我投入了錢,我就馬上得到了效率,現在這個新要素升級階段則不是直接對應的。比如咱舉個例子,消費為主,提高了人力資本,,但是提高了人力資本的人能不能創新進行效率補償呢?不確定。你孩子上了大學,教育投入了,隔了十幾年他是不是能夠有更高的效率滿足補償投資回報呢?不一定,而且跨期不確定。所以,關于創新的效率補償問題一直是一個非常不確定的問題。所以,在國際上多使用了一個重要的工具,那就是我們說的金融工具,金融是進行跨期匹配的,通過金融的跨期匹配,然后消除一定的創新跨期的效率補償不確定性。國際上使用的第二大工具,是提高勞動力市場等要素市場制度質量,讓要素-創新匹配和要素回報激勵更有效。金融工具和高質量要素市場建設都必須是在開放和全球化的條件下完成的。

    中國當前的宏觀政策框架是基于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的宏觀體系,如何向大國模型轉型?我們的貨幣供給是基于外匯占款,隨著外匯占款的下降,貨幣供給如何轉型?現在只好靠提高貨幣乘數來維持貨幣釋放,這顯然都與經濟發展不合適。第二,我們稅收以增值稅為基準,城市化最重要的是基于所得稅與享受福利相匹配,這都是重要的稅收方面的挑戰,財政支出挑戰更多。第三,我們產業政策過去以干預保護,強制提高國產化率和招商引資減稅作為產業戰略,現在都需要更強調放松管制,提高競爭中性的這套政策。所以,這三個轉型也是我們高質量轉型的根本。

    注:文中圖片取自新浪財經相關報道,文字內容已經演講者審閱。


    【責任編輯:王海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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